一、黄河冲出来的一片平原

临河在河套腹地，全境都是黄河冲积出来的平原。北面是阴山，南面与鄂尔多斯隔河相望，东接五原，西邻杭锦后旗。市境东西三十六公里，南北六十四点七公里，总面积二千三百二十九平方公里。黄河从这里过境，全长四十八点四公里；境内还有一条黄河故道，叫乌加河，临河就嵌在黄河与乌加河之间，版图像一片舒展的秋海棠叶。

这片平原是被水滚出来的。历史上这一段黄河放荡不羁，改道频繁，一次又一次从这片土地上滚过，淤积的土层厚达数百米，才有了今天这样肥得流油的地。地势开阔平坦，由西南向东北微微倾斜，平均坡降五千分之一，海拔在一千零二十九米到一千零四十五米之间。灌溉方便，光热水同期，天上少雨，全靠引黄河水浇地，一年引黄的水量有十一亿立方米。

气候是中温带半干燥大陆性：云量少、雨量不大、日照强、蒸发旺盛，冬春常起风沙，昼夜温差大，无霜期一百三十天左右。这样的水土，长不成江南的景致，却能打出好粮。八百里河套由此得了"米粮川"的名声，临河也被叫作"塞上明珠"。早年间的临河还是水陆交通要冲，南来北往的人和货都从这片滩上过；如今的包兰铁路和一百一十国道横穿市区，宁夏、甘肃的车马朝发夕至。

二、汉代的临河县

临河这个名字，不是近代才有的。西汉武帝元朔二年，也就是公元前一二七年，朝廷在今天临河的古城一带设了临河县，归朔方刺史部统领。同一年，汉朝在这里设朔方郡，下领十县，迁徙十万人口来屯垦戍边，开了渠道，引黄河水灌田万顷，本地水利开发的头一页就从这一笔写起。

戍边的日子是这样过的：兵士一手拿锄、一手拿刀，平日种地，遇警上马；官府按户分地，按地征粮，沿河的渠口岁岁整修。西汉末年，边地不宁，汉族居民内迁，农业慢慢衰了，水利也废了，临河县随之废弃，只留下一个地名和几段土垄。此后很长一段时间，后套又成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牧地，牛羊代替了庄稼，河谷里的水还在流，只是没人再拿它去浇地。

三、缠金地上开了第一道渠

后套重新种粮，是从清代中期开始的。嘉庆年间，两个包头商人甄玉、魏羊在后套引黄河水垦殖，捞到了不小的好处。那时土地还没开禁，大规模开垦不成，两人平素与达拉特旗的王爷交好，道光初年在缠金地也就是今天乌兰图克乡一带，取得了垦荒开渠的特权。引刚目河的水不够用，他们就在刚目河西边的黄河弯上另开一个引水口，接上一段输水渠，下接刚目河。新渠长约七点五公里，口宽三点三米，取名缠金渠，这便是后来永济渠的前身。

道光八年（1828），清廷修改了康熙年间定的禁令，开放缠金地，招商垦种，包地开荒的地商一下子多了起来。河套垦殖以渠为本，当地人有一句实在话：甫经得地，先议开渠。渠开到哪里，哪里才谈得上种地；没有渠，再好的滩地也只是荒草。地商们就这么一道渠一道渠地把后套的地翻了过来。

四、地商与渠

从咸丰到宣统，临河一带开渠的名字排得上一长串。咸丰年间，商人贺清等人集资在缠金地东面开挖刚目河，后来改称刚济渠；同治五年（1866），一个张姓地商开了十大股渠；光绪元年（1875），天德源商号开了德源渠；光绪四年，强姓商人集资开强家渠，地商魏羊开了魏羊渠，甄玉开了秀华堂渠，又叫五大股渠；光绪六年和二十年，地商又先后开了土默渠、德成渠；光绪三十二年，包头垦务局开包尔亥渠，地商李振海开兰锁渠，西盟垦务局开户口地渠；宣统二年，地商长清牛开了长清牛渠。

从道光到清末，临河地方先后开出大小干渠十多道，大的一道能灌千顷以上，小的也能灌几十顷到上百顷，都是从黄河直接引水，合起来灌田四十万亩。水利灌溉的架子，就这么搭起来了。

渠是地商的命根子，也是他们的钱袋子。谁家的渠从谁家的地边上过，谁家的地就能多收几斗粮，为一道渠口、一段渠身打官司的事年年都有。渠工靠的是人力，土方一筐一筐往上抬，冬天冻土硬了，拿火烧、拿水浸，挖一道长渠往往要几年功夫。

五、贻谷办垦务

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，清廷下来一道旨，诏令贻谷为垦务大臣，驰赴晋边督办垦务。贻谷到任以后下的头一道令，就是全部渠道收归官有，只给少量补偿金。官办水利的时期，垦务局把收回的渠道逐一加修：光绪二十九年先组织整修长胜、缠金两渠，花费不小；又派人勘测乌加河，打算疏通渠道、扩展水利，最终因为工程费用太大，只能作罢。

渠道归了官，水租就成了官家的一笔收入，地商和农户之间又多了一道手续。这个办法有好处也有难处：好处是干渠岁修有人统一张罗，坏处是水租一重，农户的担子就重。民国初年，天下乱起来，河套的水利时而官办、时而包给商民，各为私利，管理混乱，水利一度废弛。

同一时期，天主教会的势力也插了进来：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二九年，三道河教区在蛮会、乌兰淖尔、陕坝、临河城关等地建教堂十四处，发展教徒万余人，霸占土地十万亩。

六、王同春与永济渠

民国初年，永济渠荒废得厉害，官方派周晋熙去请一位人称"水利大家"的人来勘测，这人就是王同春。王同春从黄河岸边的秀华堂渡口起步，一路走到强油房，也就是后来的临河县城，来回巡视了一个多月，回去拟出一个"吸水法"：把缠金渠的渠口上移，在黄河上重开一个新口子，让水经德和泉、强油房送进北沙梁的沙海，借沙地抬高水头、增大坡度；再把旧刚目河疏通，仍旧把水送进缠金渠；同时把缠金渠加宽挖深，经二喜渡口、公中庙一带接入乌加河。

工程铺开以后，整修支渠六条：乐字渠也就是西乐渠，永字渠也就是西渠，兰字渠又叫永兰渠，另有远字渠、流字渠、长字渠；还从二喜渡口向东新挖了一条退水道，长约四十二里。这一趟工程花去白银二十万两。此后缠金渠改名，叫永济渠。

民国二年（1913），永济渠改为商办，岁租减了，每百亩缴银十五两，包租的是杨满仓、吴祥等人。杨满仓的儿子杨茂林为人精细，善于总结治水经验，后来也被称作"水利专家"。他经营渠道，把培养和发展农户放在头一条。那时候种渠地的农户叫花户，流动性很大，今年在渠东种，明年可能就迁到渠西；杨茂林想办法让他们长期落户、安心耕作，渠两岸的村子一天天多起来，鸡犬相闻，人把这几年叫作永济渠的"中兴时代"。也有不争气的年月：渠务大权落到渠头手里，只图私利，渠埋了、地荒了，一年到头收不上粮。

七、杨家河的十四年

河套的渠里，有一条是用两兄弟的名字叫响的，那就是杨家河。杨家的杨满仓、米仓弟兄，为这条渠前后忙了十四年。开渠得先有钱，兄弟俩四处借贷，投入的白银累计七十四万四千四百三十六两，中间吃了多少苦，志书上只留下四个字：历经艰辛。最终，杨家河被疏通，接入乌加河，全长六十四公里。渠通水到，沿渠的滩地从此变成能种粮的熟地。

开一条渠，动辄要几年、十几年的功夫，这也正是河套人不把渠当工程、而把渠当命根的原因。渠修成了，还得岁岁清淤、年年整口，一冬一春的劳力大半花在这上头。水到渠成这四个字，在这里不是好听话，是实打实的苦功。

八、临河设治局

民国十四年（1925）七月，绥远特别区以丰济渠为界，把渠西的地方从五原县析出来，设了临河设治局，首任局长肖振瀛。设治局下设民政、财务、建设、教育四科和承审处，划出四个区、二十三个乡镇、三百五十六个村。同年八月，临河初级小学建成开学；九月，县署和警察所落成。也是这一年，冯玉祥下令让第八混成旅的旅长石友三带部队粗修了包银路的一段；十月里，冯玉祥坐汽车带队伍顺着这条路前往宁夏；交通部门在临河城里设了邮信代办所，石友三的部队驻在临河，城里设了电报房。临河的商会、农会也在这年成立，因商业不振，两会干脆合并，于相龙做了首任会长。石友三兼着包西水利总办，把各渠改为由灌田社以兴农社的名义包租，算是官办。

设治时的垦地界限也定得清楚：南到黄河，北到乌加河南，东到丰济渠西，西到杭锦旗的地界。当时拨交实业厅十二万亩，拨给山东来的垦民七万五千亩，剩下的丈放给民户。民国十八年（1929）十月，临河设治局改为县政府，定为三等县。

九、乱世里的枪声

河套的富庶引来贪手，也引来了枪子。早在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，刘天佑为王同春、陈锦秀争地的血案抱不平，聚起几百人，在临河的天德太扎下寨子，专跟后套最大的地主和袒护他的五原抚民同知厅作对，事情闹得震动清廷，最后山西、绥远两处合兵才把这场乱子压下去。宣统三年（1911），哥老会的头目杨建寅、马景涛、蓝玉堂等人从阿拉善那边揭竿聚众，来到临河一带抢掠，十一月攻陷强油房，把垦务局抢了个空，绥远当道派哨官张宝和带四旗马队才把他们赶走。

民国四年（1915）八月，五原的警察弓占元带着三十来个人叛变，在土默地、马场地、东西场一带骚扰，三十日占了东皮房。当地知事王文去请驻军马品元营长救援，人家不理；九月十日派兵去攻，反而中了埋伏，三百官兵溃不成军。宁夏护军使马福祥派昭武军都统马鸿宾带三百名骑兵过来助剿，每战皆克，弓匪带人逃进山后。马鸿宾的部队追进沙漠一百公里，一直追到科布多附近，趁匪众歇息时迂回围歼，血战三个小时，打死打伤几十人，剩下的突围东逃。山里的百姓多少年没见过官兵的旗号，见了马队竟当作天降神兵，宰牛摆酒相迎。

民国十五年（1926）临河的乱子更多。二月，临河县的武装警察第一队士兵起了内讧、闹了哗变，把总队长刘三洪打死了，人马散到乡里。七月，国民军开进临河的有苏雨生、陈得胜，还有方振武、陈希圣和弓富魁等部，合起来数万人驻扎在境内，警察队反倒成了替他们传书送粮的差夫，粮秣摊派一天紧似一天。秋末冬初，四乡的土匪一伙接一伙冒了出来，设治局的局长姚吉山没办法，只好联合五原县的武装队和杭锦旗的游击队一起会剿。那个年月，河套的老百姓既要防土匪，又要应官差，安生日子难得几天。

临河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