旃乡隽语千秋事，穹庐夜话百卷书。今天咱们讲述的是兴和县。
兴和县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的东南端，是全市离北京最近的一个县。县境东面与河北省尚义、怀安接壤，南面隔着长城与山西天镇、阳高相望，西面是集宁与丰镇，北面靠着察哈尔右翼前旗与商都。县城驻城关镇，另有张皋、赛乌素、壕堑、二台子、店子等镇散在县境，一条川道从南到北穿过去，两边的山把县境夹成一条长条。
兴和的山有名字。南面的大青山余脉与苏木山一带林木最密，是全县最拿得出手的一片林海；北面的丘陵与滩地连成放牧与种粮的地方。县境的水往南流，汇进洋河水系，川道里的村子多沿水而立。这样一个“两山夹一川”的格局，决定了兴和从古至今都是南北往来的通道，也是牧与农交替的地带。
论建置，兴和是乌兰察布各县里最古老的一个。隋唐时这里是边郡与屯守之地，辽金有威宁县与抚州，元代属中书省兴和路，明初大将李文忠曾率师攻克此城，清代又是察哈尔部众的驻牧地。两千多年里，县境的名号换过许多回，位置却始终守在长城与草原的接缝上。
一、两山夹一川
兴和的地形，概括起来是南山北丘、中间一条川。南部山区海拔高、林木密，苏木山一带是全县雨量最多的地方，松桦成林，夏季凉爽；北部的丘陵与滩地开阔，风大、土薄，适合种耐旱的作物。川道自南向北蜿蜒，把两侧的村镇串起来，也是官道与商路经过的地方。
水是这条川道的命根子。县境的沟谷水多向西南流，汇入洋河水系，沿途灌溉川地上的农田；山区的泉水滋润林草，也养着沟里的村庄。旧时靠天吃饭，旱年川道里的水车声不断，家家提水浇苗；雨大的年份山洪下来，冲毁地堰与村路的事也常有。
气候属于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，风大、雨少、无霜期短，一年里冬长夏短。这样的气候条件，决定了兴和的庄稼以耐旱耐寒的品种为主，也决定了牧业在这里始终占着一席之地。县境南北差异明显：北边放羊多，南边种地多，庄户人家往往也养着几只羊、几头牛，农牧混在一起过。
二、从雁门郡到兴和路
兴和的建置史可以拉得很长。隋代，县境南部归雁门郡的云内县管辖，北部则是突厥人的牧地。唐代设道、州、县，县境中部以南属云州，南部置榆林城，屯驻军县防守；唐末契丹势力进来，北部又设了单于都护府。这些名号虽杂，说的都是同一件事：这里是中原王朝与草原势力之间的过渡地带。
辽代，契丹的势力从今天赤峰一带向西扩展，县境内设了威宁县，归西京道管辖。金朝灭辽，把西京道改为西京路，县境属抚州镇宁军统辖。金卫绍王大安三年，也就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六年（1211 年），蒙古军穿过阴山，攻破金朝抚州以北的边堡，占据抚州等大片地方，县境内随后设成宁县，隶于中书省兴和路。“兴和”二字，就是从元代的这个路名延续下来的。
明王朝建立以后，蒙古贵族退回漠北，仍以“北元”的名义维持政权。洪武三年（1370 年），明将李文忠率师攻克兴和，此后明廷在边地陆续设立一些军事行政建制，但因北元的抗衡，防线很快又退回到长城以南。到十六世纪中叶，漠南蒙古各部由俺答汗收拢统一，与明朝的关系也转好，边地这才有了长期的往来。明代宣德年间，官府在唐代榆林城的旧址上设过榆林县，其地后为蒙古驻牧，县名与建制一起归于沉寂。
三、察哈尔驻牧与设县
清代初期，兴和一带是察哈尔部众的驻牧地。康熙十四年（1675 年），察哈尔部从今辽宁一带迁到宣化、大同的边外驻牧，兴和就在这一片牧地之内。旗群按苏木编牧，牧户依水草移动，境内的山湾与滩地都是放牧的地方；庙宇随之建起来，牧户的子弟在庙上识字，庙会成了方圆几十里最热闹的日子。
清末的放垦改变了这一切。朝廷先在张家口、多伦诺尔、独石口三厅设移民管辖机关，随后放垦的名目越来越多，口内的农民一批批出边北上。兴和地势低、水源好，是垦户落脚的首选之地：先来的搭棚开荒，后来的沿沟建村，几十年间县境南北就有了成片的农田，牧地一步步收缩到北部的坡梁上。
民国年间，兴和正式设县并把县治定在城关镇一带，随后又在乡镇设区、设乡，行政架子搭了起来。县境与山西、河北接壤，往来的人多，口音也都混着听；赶集的、跑商的、逃荒的、走亲的，沿川道来来往往，把兴和变成了一个交通与交易的节点，而不是一个封闭的边地县。
四、乡镇与村名
兴和的乡镇，各有各的位置与来历。城关镇居川道中部，是全县的政治与商业中心；张皋镇在县境西侧，早年因张姓人家在这一带立村得名，是西路的粮市；赛乌素镇的名字从蒙古语来，意为“好水”，说明这一带泉眼与草场都不错；壕堑镇的“壕”与“堑”都是掘土筑墙的意思，地名里留着边墙与沟壕的影子；二台子镇因台站或土台得名；店子镇在县境北面，早年有车马店，来往的行商在此打尖。
村子多是沿川道与水泉排开，一个村一个井，一条街两排房。庄户的院里有菜窖、畜圈与柴垛，村外是条田与坡地；山区村子房舍更矮，多用石头垒墙。村名爱记地形与人名：叫什么沟、什么梁、什么洼的多，叫什么营子、什么店、什么坊的也不少。地名一层压着一层，蒙古语的旧音、驿站时代的数字、开地人的姓氏，都在这张地图上留下了痕迹。
县境南北的风俗也有差别。南边靠山西，口音与做法都相近，爱吃面食，讲亲戚里的走礼；北边挨着察哈尔各旗，牧业的味道更重，奶茶、奶食和肉食上桌的时候多，蒙古语地名也更密。两边的人通婚、换工、赶同一个集，日子久了，风俗差别就变成了彼此都知道的规矩。
五、庙宇与佑安寺
兴和的庙，旧时分布在川道与山湾里。较大的寺院有佑安寺，是县境内香火与名声都靠前的一处，庙上有喇嘛，逢节诵经、跳查玛，庙前的空地摆摊唱戏，附近的村子都来赶会。牧区的大庙兼着学堂与药铺的角色，牧户看病、求子、还愿、送子弟识字都靠庙上，庙产的收租也是地方经济的一部分。
庙会上的买卖，是乡间少见的大场面。砖茶、粗布、盐、煤油、农具、牲口与吃食都在会上交易，说亲的、换工的、找活计的人也在会上碰头；一连几天的热闹过去，村子又回到平常的样子。清末放垦之后，牧户少了，庙上的进项跟着减少，有些庙逐渐冷落下来，只留下地名与旧址。
宗教信仰上的多种并存，是兴和的一个特点。庙上的佛教、村外的道观与土地庙、山上的敖包祭祀、后来传入的天主教与基督教，在同一个县里各有各的信众，彼此并不冲突。老人家的说法很朴素：敬哪个神就上哪个香，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。这种包容，是边地县境上最常见的一种心态。
六、烽火与旧事
兴和地处要冲，战事从古到今都不少。北魏孝昌二年（526 年）十一月，杜洛周率领的义军攻陷范阳；到孝昌四年（528 年）正月，义军又接连攻下定州、瀛州，声势很大，后来葛荣兼并了这支义军，并杀害了杜洛周。这场乱局虽发生在河北一带，兴和一带的边地也受到波及，村堡筑墙自保的办法就是从那时起一次次加固起来的。
明代在边地设军事建制，营堡、墩台、边墙一路布下去，兴和的南北通道上就有台墩的遗存。清代边患缓和，台墩的功能转向传讯与驿递，官家的文书靠台站与驿马递送，商旅也跟着台站走。土墙与墩台今天大多塌成了土垄，村里人叫得出名字，却说不清当年是哪一朝的工事。
义军、边患、兵灾之外，旧时的兴和还常受旱灾与蝗灾的折磨。县志里荒年与丰年交错，逃荒与返乡也成了常态。庄户的办法是广种薄收、多留种子，家里备些干菜与山药；遇上连年歉收，就沿川道往南走，到口里投亲靠友，过一两年再回来。这样的往复，是边地人熟悉的生活节奏。
七、商路与集市
兴和是商路上的一站。县境往南出长城可达山西天镇、阳高与大同，往东经张家口可达京师与天津，往西沿川道可通集宁、归化城，往北进草地可达察哈尔各旗。这几条路在县城一带交汇，粮、油、皮毛、牲畜与砖茶、布匹、食盐都在这条线上流动，兴和因此常年有商旅往来。
驮队与牛车是主要的运输方式。骆驼队走长途，十几峰一队，驮砖茶、布匹与盐；牛车走短途，从乡下往镇上拉粮、往县城送柴；冬天路面冻实，是赶长路的好时候，车把式们结伴而行，路上在车马店打尖，夜里牲口拴在院里，人睡在通铺上。一路上花费不多，风险却大：土匪、风雪、车辕折断，都是常有的事。
集市把各家各户连起来。镇上隔日或按农历定期开集，卖粮的、卖牲口的、卖布的、卖吃食的挤在一条街上；行情跟着张家口与大同一带的价格走，粮食的成色由行家掌眼，说合人的一句话就能定一笔买卖。县城还设有商会，铺户挂字号，进出货靠赊账与年关结账，讲的是信用与交情。
八、农事与山货
农事按季节排定。春天化冻下种，莜麦、山药、胡麻与小麦依次落地；夏天锄草、浇水、打草；秋天收割、拉场、打粮，赶在霜前把粮食入仓；冬天做手艺、赶车、拉炭、进城做工。川道里的地靠水，坡梁上的地靠天，庄户把地分成好几等，好地种粮，差地种胡麻与山药，最差的坡地种树或留草。农活讲换工：谁家忙不过来，邻家的壮劳力就过来帮，日后照样还回去。这种互助，是村里最要紧的人情。
山货是另一份进项。苏木山一带林木密，出木材、柴炭与山野菜，还有黄芪、甘草等药材；川道人家春天采野菜，夏天采蘑菇，秋天拾柴打草，冬天烧炭卖到山西、河北。牛羊与猪鸡是家里的活钱，鸡蛋换盐与火柴，羊皮与羊毛换布匹与砖茶；一口猪养到年底宰了，是全家一年里最丰的一顿肉食。
手艺人在乡间也吃得开。木匠打门窗与车架，铁匠打锄镰与马掌，皮匠熟皮做绳具，毡匠擀毡做炕垫；还有编筐的、磨豆腐的、做粉条的、缝老羊皮袄的。这些人多半半农半工，走村串巷接活，手艺好的师傅常年有活计，逢年过节更是忙得歇不下来。
九、抗战时期
抗战爆发后，兴和成了绥东与察南之间的一个要点。日军占据县城与主要集镇，设据点、修公路、征粮派夫；八路军与地方抗日武装则在县境周边活动，依托大青山与南山的山地开展游击。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是晋绥根据地的一部分，察哈尔右翼四旗一带的游击斗争与之相呼应，兴和的地界正处在这些力量交错的地带。
游击战的打法，离不开地方百姓。队伍夜里转移，白天分散，吃住在老乡家里，情报靠放羊的、赶车的、走亲的顺路捎带；庄户替队伍送过信、藏过粮、做过鞋袜，也在伪政权那边应付差事，两头都难。日军扫荡时，村子被烧、牲口被抢、百姓被抓的事都发生过，这些记忆在老年人的讲述里至今清楚。
县境内还有一些旧事与抗日相连：山里的隐蔽小路成了队伍的通道，川道上的桥梁与公路是争夺的对象，庙宇与土堡曾被双方多次借用。到抗战后期，日伪的控制力减弱，地方武装与游击队活动更频繁，县城周边逐渐形成了新的力量对比，为抗战结束后局面的转变准备了条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