旃乡隽语千秋事，穹庐夜话百卷书。今天咱们讲述的是商都县。
商都县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的东北部，东面与河北省康保、尚义相接，南面挨着兴和与察哈尔右翼后旗，北面是锡林郭勒盟的镶黄旗等地。县城驻七台镇，县境多在阴山北麓的高原面上，风大、雨少、无霜期短，一年到头看得见的多是开阔的天与平缓的梁。县里的乡镇名字很有分量：大黑沙土、屯垦队、西井子、玻璃忽镜、卯都、三面井、三虎地、大南坊子、格化司台、大拉子、大库伦，一个个都带着来历。
商都是内蒙古建县较晚的旗县之一。清末放荒招垦，前后将近三十年，草原上先来了零星的庄户，接着来了成批的垦户；民国四年（1915 年）设垦务行局兼设治局，次年设招垦设治局，到民国七年（1918 年）才正式建县。县名取自元代旧城的“商都”，而民间叫得更响的是“七台”，清代阿尔泰军台的第七个台站就落在这一带。
从游牧到耕种，商都的转变几乎是在两三代人的时间里完成的。牧群北迁，草场划条，庙上的喇嘛散去，庄户的村子一处处立起；驿路上的台站变成了集镇，铺户、粮栈、车马店跟着开张。谚语说“要发财，上七台”，说的是那几十年里这片新垦地方的机会，也说的是一代人的闯劲。
一、七台：驿路第七台
七台的名字从驿路来。清代在长城以北设阿尔泰军台，一路从张家口往西北去，台站按序编号，商都一带正落在第七台，蒙语台名叫明安白兴，因是第七个台站，民间就直呼“七台”。往东数，五台在县境沿海子一带，六台在沙泉儿一带，八台在大拉村一带，一条驿路把草原上的台站串起来，往来的官员、驿丁与商旅都在台站打尖换马。
台站起初只是几间房、一处水井与一片拴马的场地，日子久了，围着台站住的人越来越多：卖吃食的、修马蹄的、做皮活的、替驿丁看马的都聚过来，铺户一开，台站就成了集镇。七台地势居中，又靠着通往张家口与归化城的大路，渐渐压过其他台站，成为全县最热闹的所在，县城后来也就设在这里。
路是这片地方的命脉。往南可去张家口、宣化，往西可去集宁、归化城，往北进锡盟草原，往东到康保、宝昌。马车、骆驼与驮子在这几条路上走，驮的是粮食、皮毛、砖茶、粗布与盐碱；路况却差，雨天陷泥、冬天积雪，一趟生意往往要走十来天。驿路的旧名留在地名里，台站的功能则随着近代邮政与公路的出现慢慢退了下去。
二、草原上的旧主人
商都的历史很长。原始社会后期这里就有人类活动，此后一直是“天苍苍，野茫茫”的草原，匈奴与鲜卑，契丹与女真，还有蒙古，先后在这片草地上放牧、狩猎、争雄，也各自留下了自己的痕迹。他们没有留下多少文字，留下的是草原上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智慧，还有牧人世代相传的口碑。
游牧的日子按季候走。春天接羔，夏天打草，秋天抓膘，冬天进湾子避风；牧户跟着水草移动，夏营地选在通风的梁上，冬营地挪到背风的洼地。马是牧人的腿脚，牛是运输的力气，羊是一家人的衣食；乳食与肉食是主食，砖茶靠外地运来，皮毛换回布匹与铁器，这样的交换把草原与内地连在一起。
真正把这套日子推到转折点的，是清末的放垦与设治。草地变成条田，牧道被切断，牧户或者北迁、或者转营农业，留在原地的也改种庄稼。今天县北的草场仍在放牧，县南则是一片片农田，两种生计并存的样子，正是这百余年变迁留下的格局。
三、商都马群
商都曾是官牧的地方。清代察哈尔的群旗按牲畜分编，商都马群是其中数得着的大群，全盛时马匹增殖到二十万匹。马群由总管治理，下有参领、佐领与牧丁，牧丁按丁口领饷，马匹是官家的产业，年年要清点、烙印、报数，牧群的日子也随着朝廷的需求起落。
庚子那年，马群出了一趟远差。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 年）八国联军入侵，察哈尔各旗调兵数千人赴沈阳、山海关一带参加防卫作战，商都马群的马倌们成群赶马，一路把马送到防卫前线，随时补充军马。长途赶马不是轻事，昼行夜宿、渡河过沙，人马都要照料，这一趟成了马群牧丁记忆里最重的一件大事。
马群不只是牲畜，也是一套人马与庙产的组织。六千多人的群，喇嘛占了两千，庙有五座，最重要的群庙叫作哈营黑力瓦庙。庙上收租、放账、办佛事，牧户的婚丧病痛也靠庙上照应；群里的牧丁既是牧人又是差役，平时放牧，有事应征。这样的结构在清末的放垦之后难以维持，群改称旗，苏木重新编制，庙产与牧地一并被丈放，旧日的马群也就散了。
四、群庙与十八顷
哈营黑力瓦庙是商都马群的群庙，规模不小。庙里的朝克沁大殿占地八十一丈，二层楼，全庙分五个拉桑，住着一千名喇嘛。拉桑各有专攻：一个钻研哲学，一个精于医药，还有一个教授数学与历法，学问的名声传到拉萨、拉布楞寺与青海的塔尔寺。牧区的大庙往往是本地的学府与药铺，牧户看病、求子、还愿、送子弟识字，都往庙上跑。
庙上的香火要靠地养。庙址原在十八顷村旁，为着斋饭与杂用开销，民国初年招来几户农民开垦庙旁的荒地，一开就是十八顷，村子因此得名，后来发展成一个不小的村庄。这在草原上并不稀奇：庙产放租、庄户耕种、牧户缴贡，三种身份的人在同一片地上过日子，庙上的收租簿子既是账本，也是一部地方的开垦记录。
群南边还有一座小庙，名叫宝日车吉庙。相传清帝曾从商都马群里挑中一匹青花色的马作御骑，马老死之后，皇帝下令在其生长的牧场上建庙，为坐骑做道场；“宝日”意为青花色，庙名就因这匹马的毛色而来，此事在旧志里有记载。庙宇与牧群的关系，在这则传说里看得最清楚：马是官家的马，庙是官家的庙，连牧草都带着官家的印记。
五、放垦三步
察哈尔牧地上的垦殖，经历了三个阶段。清初顺治、康熙、雍正三朝属限垦阶段，理藩院明令口内的旗民不得出边到蒙古地方开垦地亩，违者按私开牧场治罪。可禁令没能贯彻到底：内地破产的农民不断出边，蒙古王公为了地租也私下接纳垦户，加上对准噶尔用兵急需就近筹粮，限垦的口子越开越大。
乾隆初年到光绪初年，是禁垦与部分放垦并行的阶段。朝廷一再重申禁令，却又打着大粮地、驿站地一类的旗号，还有厂地、代米地这些名目，不断开放官垦，为的是取得租粮与租银。到光绪末年，全面放垦的阶段到来：光绪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的放垦高潮中，内蒙古西部连同察哈尔八旗在内，前后垦丈七百五十七万余亩，其中察哈尔左右两翼清丈二万六千余顷；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，绥远一带累计放地六万二千一百七十九顷，另加四十四亩。
商都一带正是这轮放垦的承接之地。光绪末年的放荒招垦持续近三十年，先来的是零星的庄户，后来是成批的移民，草场被划成条块丈放，牧群被迫北迁。丈放的名目繁多，有官荒、有庙产、有牧地，一村一村的庄户往北推进，界石与地契跟着立起来，牧道被庄稼地切断，牧户转营农业的越来越多。
六、教堂、赔款与屯垦局
商都的开垦不全是官家的手笔，也有教堂的影子。清末，马群南部、张北一带来了外国人修建教堂，当地称作“公会”，教堂周围先开荒、后招佃，成片的地就此转成农田。癸丑动乱之后，张北设了屯垦局，把更多的内地农民迁来开垦草场，察哈尔各群只能继续北迁，商都一带的牧地便是这样一步步让出来的。
庚子赔款的摊派也让教堂得了地。为了向列强赔款，官府把负担转嫁给地方：正黄旗从两个苏木划出田地五百顷；正红旗则由全旗官兵两年的饷银里凑出一千五百两；镶红旗从五苏木与十苏木划地三百五十顷；镶蓝旗由五苏木与八苏木拨地三百五十顷。这些地与银分别交给当地教堂充当赔偿，教堂既得地又得银，往后占地更加无所顾忌，明里买一亩、暗里霸两亩的事时有发生。
地权的变动在往后的几十年里不断发酵。庙产与教堂的地都要收租，庄户头上的负担一重再重；牧户失了草场，只能在边角地上放牧，或者改种口粮。商都的农村社会，就是在这种层层叠叠的地权关系上成形的。
七、蒙众的抗垦
放垦并非无人反对。乌盟六旗的札萨克与台吉曾联名上书反对开垦，伊克昭盟各旗“始报终抗”，伊克昭盟准噶尔旗的牧民干脆拿起武器抵抗。察哈尔旗群的上层虽然没有公开出面，牧丁与牧户自发的反垦行动却此起彼伏，纷争在丈放的地亩上、在界石边、在放牧的草场上不断发生。
这些冲突在官府的档案里被记作“垦务纠纷”，在当地人的嘴里则是“不让垦”。牧户的理据很直接：草地是放牧的依托，一旦开成条田，牲畜就没有地方去；牧丁还有丁册与饷银的牵绊，牧地一失，身份也悬了空。抗议的方式也各不相同，有联名递呈的，有拖延不认丈的，也有聚众阻丈、驱赶丈地委员的。
抗争最终没能挡住放垦的大势，却留下了地方记忆。老人们说得出哪一块地是当年争过的，哪一道界是官府强划的；这些口耳相传的旧事，与档案里的公文互相印证，构成商都从牧转农历程里很硬的一段。
八、从设治局到县
放垦催生了新的行政建制。民国四年（1915 年），商都设垦务行局兼设治局，管的是丈地、发照、催垦与招民；民国五年（1916 年）又设招垦设治局，专办招徕垦户的事。两个机构一个管地、一个管人，用的是同一套办法：先划出地段，再招来农户，按亩给照、按年纳租，荒地上就这样一片片有了村。
到民国七年（1918 年），汉民纷至沓来，市面与田亩都有了规模，遂正式建县。建县之后的商都曾有过一段蓬勃的日子，雁门关外、塞北上下到处传着“要发财，上七台”的口碑。这句话既是对新垦地方的看好，也是移民社会的写照：无地少地的农民出关北上，凭一双手在新垦地上安家立业。
好景不长。军阀混战、捐税繁重、日寇入侵接连而来，这片刚开发的土地很快陷入困顿。县里的财政靠地亩与商税，遇到战乱就收不上来；庄户的收成靠天，遇上荒年只好逃荒。商都的县史，前半段是开垦与建置，后半段则是兵灾与荒年，直到一九四九年前后才安定下来。
九、七台的街市与商路
七台镇的街面，是商都最热闹的地方。一条主街上铺户挨着铺户：粮栈收粮粜粮，油坊与粉坊做莜面与胡油，杂货铺卖砖茶、粗布、煤油与盐，皮毛行收羊皮与羊毛，铁匠炉与皮匠铺做车马用具。街口有车马店，后院拴牲口，前店卖饭，赶车的、跑商的、上县的都在这里歇脚。
买卖讲行情，也讲关系。粮价与皮毛价跟着张家口与归化城走，来一趟信息要十天半月；行市由商会出面议定，行情不好就赊账，一年的账在秋后与年关两回结。镇上每年几次庙会与集日，四乡的庄户赶着牛车来，卖粮、卖牲口、买布、说亲，一天里把半年的事都办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