旃乡隽语千秋事，穹庐夜话百卷书。今天咱们讲述的是土默川上保同河村走出来的蒙古族革命者奎璧。
大青山南边、黄河北边那一片平川，就是土默川。归化城和绥远城并排立在这片川地的东头，清朝把蒙古人编成旗、把汉人编成厅县，一块地面上两套衙门：旗里管蒙民，厅县管汉民。到了民国，旗县还是并立着，土默特旗的蒙古人既要在旗里应差，又躲不开县里的摊派。一九一四年，北洋政府让绥远都统兼了归化城副都统，又把土默特旗的财政拨给绥远民政厅，旗务一时办不下去，全旗参领为此上书力争。转过年来，绥远当局又借着重新清理归绥、萨拉齐、武川、和林格尔、托克托、清水河几处的蒙民土地，闹出一场牵动全旗的纠纷，土默川上的人家记了它许多年。奎璧就出生在这样的年月里。
一、保同河村的一户人家
一九〇三年三月，土默特左旗保同河村的一户贫苦的蒙古族农家添了一个男孩，取名奎璧。他从小跟着父亲下田、放牛，日子的难处不用旁人讲，旧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那点不平等，他打小就看见了。长大以后他自己讲起那段日子，说的也只是这几句家常话。
保同河村所在的善岱一带，是土默川上蒙古族人家聚居的村子带。旗里有世爵世职的人家讲究修家谱，那些公爵、子爵、男爵之类的人家，把谱牒一份一份送进土默特的历史文献档案里，子孙不管有职没职、年纪够不够，都要拟定正陪候选，旗里把这些人和家谱一并造册进呈。寻常人家没有这份体面，只有一院土房、几亩薄田和一年到头的活计。
村里的孩子念书不容易。奎璧先在本村的私塾认字，往后要进归化城的学堂，就得往川地的东头走。土默川上的穷人家供一个娃娃念书，往往要几家人凑着帮衬，这事他自己后来也记着。一九二三年的秋天，他要出远门了。
二、南高学堂里的学生
他进的是土默特高等小学校，当地人叫它南高。这所学校的前身是启运书院，清雍正二年就办起来了，是土默特旗的蒙古族人为反抗政治压迫和文化封锁，自己捐款创办的。五四运动以后，北京出的新青年、每周评论这些进步刊物常传到学生手里，孩子们的眼界就是这么一点点打开的。那年三月里旅大租借期满，日本赖着不还，全国掀起反对日本的浪潮，归绥的学生也跟着热了起来。
南高、归绥中学这些学校的学生，在归绥城里是一股看得见的力量。一九一九年，一部分土小学生就参加了五四运动；一九二一年，土小的高年级学生也跟着学界上了街，反对的是外国资本，那家日资电灯公司硬是被他们逼得关了门。一九二二年秋天，绥远师范学校开办，头一回招了两个班、八十多名学生，原先城里只有三所学校，这一下归绥新旧四校在校学生到了千余人，比三年前多出一倍。各校都有学生会，还成立了绥远学生联合会。学生里头冒出一批让人议论的名字：归绥中学那几届里，李裕智、于存灏、孟纯、霍世休、吉雅泰都是挂得上号的人物；土默特高等小学校是云泽、多松年、奎璧，加上云润、赵诚和佛鼎。这些人凑在一处，归绥城里的事就热闹了。
头一件大事是锯电线杆。日本资本的沈文炳在归绥横行一时，架电线时不管民宅、道旁还是城郊的菜园，线路过处就随便栽杆，还立下规矩，电杆周围一亩地不许种菜种田。学生们扛着镐头、大锯上了街，先捣毁沈文炳刚开的电话局，切断通讯，再冲进正在施工的发电厂，砸碎门窗玻璃、捣毁待装的机器，然后顺着已架好的线路，一根接一根把电线杆锯倒。围观的人拍手叫好，沈文炳躲到包头，又跑到北京告状，电灯公司的美梦成了泡影。这年归绥最大的商号大盛魁联络各商号集资，办起了归绥电灯公司。
第二件是打盛记洋行。一九二三年五月七日，各校学生由学联领头，聚在城里纪念五四四周年，也纪念五七国耻日，会后上街游行，喊的口号是抵制日货、废除二十一条、归还旅大。大南街的盛记洋行专卖日货，老板当街撕毁传单、轰赶学生。第二天各校学生齐集大南街，不顾警察拦阻，把洋行砸了，逼得老板公开向学界赔礼认错。这场爱国运动持续了约一个星期，奎璧和乌兰夫、李裕智、吉雅泰一起，在游行队伍里向群众演说、散发传单，成了学生里的骨干。
三、石虎胡同里的蒙藏学校
一九二三年的暑假，北京蒙藏学校专科部的荣耀先受校方委托，回绥远招生。临行前，中共北方地区的党组织嘱咐他，尽量多动员些蒙古族青年到北京读书，党需要大批新生力量。荣耀先到归绥以后四处奔走，说动了土默特旗总管公署，答应对每个赴京念书的蒙古族学生，一个月给六元钱的资助，路费也管。奎璧就是这一批走的，同行的有云泽、多松年、佛鼎、吉雅泰、李裕智、孟纯、康根成、赵璧臣、云润等四十一人。
蒙藏学校设在北京西单石虎胡同，原是北洋政府为笼络蒙藏等少数民族、给自己培植仆从而开办的。这所学校办过专科，五四以后因为经费困难停过学，几经周折才在一九二三年复了学；荣耀先就是复学以后回乡招的人。办了这些年，学校反倒挤进了反对军阀政府最有力量的八大院校之列。校长章武博士留过德，思想上是讲民主的，同情也支持学生过问政治。这批蒙古族青年一进校，李大钊就格外留心，把赵世炎、邓中夏先后从中共北方区委请到学校来讲革命道理，讲帝国主义怎样侵略内蒙古、北洋军阀怎样压迫蒙古族，指出蒙古民族解放的路子。他还把新青年、向导等刊物介绍给学生传阅。年轻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长了见识，也生出了民族平等、民族解放的念头。
学校里成立了马列主义研究小组。赵诚后来回忆，一九二三年他和多松年、佛鼎一起进了这个小组，介绍人是邓中夏和赵世炎。一九二四年，中共北京党组织又在宣武门内办起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，邓中夏牵头讲课，蒙藏学校的多松年、赵诚、佛鼎都是常去的人。
念书的日子并不太平。学校当局为了淘汰贫民分子，先是取消官费，学生们便到蒙藏院请愿，总裁贡桑诺尔布怕见学生，从后门溜走；学生们把金永昌的行李扔出校门，把他赶出了学校。当局又派山东省警察厅长王维翰当校长，想用武力压服，结果王维翰的下场和金永昌一样，也被学生撵了出去。
官费到底没有恢复。一九二五年四月，李裕智、赵诚、佛鼎、任殿邦和奎璧一道被学校当局除了名。
早在一九二三年寒假，他和云泽、赵诚、高布泽博，加上佛鼎、康根成，还有常瑞、康济民、张士祥几十个人凑不出回家的路费，索性留在北京过节，党一面把他们送进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办的乐群补习班，一面组织他们读革命理论，宿舍的炉子边常常围坐一圈人。乌兰夫、奎璧、高布泽博后来还到这个不收学费的乐群班接着上课，每天走很长一段路，平常一天两顿稀饭，能吃上一个烧饼就算改善生活，一直坚持到毕业。
四、蒙古农民
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从北京传出来，日子是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。乌兰夫和同学们参加了国共两党联合发动的各界追悼大会，这场追悼成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反帝反封建宣传运动。
一个月后，这事是李大钊关心着、指点着办起来的：乌兰夫、多松年、奎璧几个人动手，办出一份刊物。这是内蒙古最早的革命刊物，主办者就是多松年、云泽和奎璧三人，名字斟酌来斟酌去，最后定为蒙古农民。第一期的头一篇叫开篇的话，通篇只有十六个字，把话说得再清楚不过：蒙古农民的仇人，就是军阀、帝国主义和王公。这份刊物的宗旨也摆得明白，扣着内蒙古的实际说话，宣传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，揭露军阀和王公贵族对内蒙古人民的压迫剥削，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。文章不长，话却扎人，讲的就是土默川上种地人心里的事。
五、入团、入党、第一个支部
一九二三年底到一九二四年初，刘伯庄做了介绍人。云泽、奎璧、吉雅泰、多松年、李裕智，加上佛鼎、赵诚、高布泽博，再有云润、孟纯和任殿邦，陆续都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人。学校里建起了团支部，书记是多松年。一九二四年，多松年、李裕智、佛鼎、奎璧、云泽、孟纯、赵诚、高布泽博、康根成，还有云润、云霖、任殿邦、朱实夫、荣继珍、李春荣、荣照这些人也都入了团，稍后入学的康富成也就是贾力更、麟祥跟着入了党。
转党是接着的事。一九二五年九月上旬，他们当中有几个人由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，吉雅泰、赵诚、高布泽博、云润、贾力更和奎璧的名字都在这一批里。写他生平的另一种说法，把他入团记在一九二四年、转党记在一九二五年，两边并不冲突，无非是入团的时间怎么算。就在这批青年手上，蒙藏学校里出现了内蒙古地面上头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，也是蒙古族里头头一个共产党支部，骨干是乌兰夫、吉雅泰、多松年这一批人。
支部立起来，斗争就一件接着一件。他们参加了纪念二七大罢工一周年、悼念列宁逝世的活动，一九二四年冬天又赶上欢迎孙中山北上、张罗国民会议这些活动，还有反对善后会议、要求关税自主，一场都没落下。蒙藏学校的这批蒙古族青年，成了北京革命运动中一支看得见的力量。
六、国民会议促成会与五卅街头
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开了幕，主持的是孙中山和李大钊。绥远这边推了代表去，坐在会场里的有赵诚、高布泽博、崇德成、吉雅泰和奎璧，他们的身份是绥远国民会议促成会的代表，把土默川上蒙汉百姓的处境带到了会上。
没过多久，上海发生五卅惨案。那年五月三十日以后，北京的街头到处都是讲演的学生。奎璧和蒙藏学校的同学们整日在街上奔波，介绍惨案的经过，控诉帝国主义的暴行，他还在组织工作里担了个北京学生运动副总领队的差事，孟纯当时是北京学联的常委。
消息传回绥远，归绥的学生和各界人士也动了。六月上旬，学联出面在席勒图召召开了个大会，到会两千多人，背后是中共绥远工委在领导，会上喊出报仇的口号，声讨日本和英国帝国主义的罪行。会后游行，群众把英资和记洋行挂的英国国旗扯下来，烧了几辆汽车，把它的驼队驱散。接着全市罢课三天，学生分头进了大街小巷，散传单、贴标语、登台讲演，还为上海的工人学生募捐。这场运动前后持续了近两个月，包头、萨拉齐的各族各界也分别上街游行。
一九二五年的上半年，党组织把奎璧、赵诚、佛鼎几个人送出国去学习。土默川上街头的口号声、北京的传单和讲演，他到那一年为止都赶上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