旃乡隽语千秋事，穹庐夜话百卷书。今天咱们讲述的是土默川上萨县走出来的蒙古族革命者高布泽博。
大青山南边、黄河北边那一片平川，就是土默川。归化城、绥远城、萨拉齐、托克托，一座座城池沿着川地摆开。清朝把蒙古人编成旗、把汉人编成厅县，一块地面上两套衙门；到了民国，旗县照样并立，蒙古人既要在旗里应差，又躲不开县里的摊派。民国十二年，平绥铁路修到包头并通了车，全线一千六百多里，大小车站六十三个，川地上的人出门方便了，见到的世面也宽了。高布泽博就长在这样一个川地里。
一、萨县走出来的少年
按当年一起在广州读书的同学记下的名字，高布泽博是萨县人。萨县就是萨拉齐，土默川西头的一个县，和托克托县、清水河县、和林格尔县、武川县这些地方挨着，六县的户口地、草场、夹荒余荒，后来一起被卷进一场官民之间的大纠纷里。他十四五岁的时候，土默川上正是灾荒连着灾荒的年头，旱、水、风、霜、匪轮着来，村里人吃草根树皮的不在少数。
他小时候的名字叫春和。当年人和人之间那么不平等，家里供一个孩子出门念书有多难，他自己后来讲得很少，倒是同窗的名字记得清楚：云泽、多松年，还有李裕智、吉雅泰、奎璧和佛鼎，赵诚、云润、孟纯、朱实夫、荣照，一个一个都是土默特高等小学校和归绥中学出来的。他念书的地方也在土默川上，走的是同一条路子。一九二三年的秋天，这批人往北京去了。
二、归绥城里的学生
归绥城里的学生，是那个年头看得见的一股力量。一九二一年九月，京绥铁路工人运动的风吹到归绥，学生们跟着喊出反对日资、自己办电厂的口号，各族各界群众和地方士绅都站在学生一边，被大家捣毁的是日商代理人开的电灯公司和电话局，这一仗算是打赢了。
过了两年，又闹了一回抵制日货。一九二三年五月七日，各校学生聚在归绥中学的大操场，纪念五四四周年，也纪念五七国耻日，会上把日本人的算计一条条揭出来，会后游行，一路喊着废除二十一条、抵制日货、归还旅大，走到大南街把专卖日货的盛记洋行砸了。那一年三月里旅大租借期满，日本赖着不还，举国上下都憋着一口气，归绥的学生就趁着这口气上的街。这一年的五月，几个学校的学生还组织起绥远特别区学生联合会，从此归绥的学生有了自己的招牌。
就在这个夏天，北京蒙藏学校专科部的荣耀先受校方委托，带着中共北方地区党组织的嘱托回到绥远招生。他要的不只是几个人，党那时需要大批新生力量。荣耀先跑归绥中学，也跑土默特高等小学校，还跟土默特旗总管公署谈成了条件：赴京念书的蒙古族学生，每人每月由公署资助六元钱，路费也有着落。这一趟他动员了四十一人，分两批走，土默特高等小学校这边有多松年、云泽，奎璧、佛鼎、赵诚和春和也就是高布泽博，再加云润、勇夫、云继先、朱实夫；归绥中学那边是吉雅泰、李裕智、孟纯和高喜才。这些人都是这一批上的路。年轻人背着行李离开家乡，心里揣的是给民族找一条出路。
三、石虎胡同的蒙藏学校
蒙藏学校设在北京西单的石虎胡同，原是北洋政府为笼络蒙藏等少数民族、给自己培植仆从而办的。学校以前设过专科，五四以后因为经费困难停过学，几经周折才在一九二三年复了学，荣耀先就是复学以后回乡招的人。这所学校人数不多，却挤进了反对军阀政府最有力量的八大院校之列。
学生一进校，李大钊就格外留心，先把邓中夏、黄日葵请到学校里来，接着又把赵世炎、何孟雄和刘伯庄这些人一个个请来，讲帝国主义怎样侵略内蒙古、北洋军阀怎样压迫蒙古族，指出民族解放的路子；李渤海、韩麟符、朱务善也常到校活动。他们跟学生谈心交朋友，先说个人前途，再说国家大事，慢慢地就把蒙古民族的解放问题摆到了桌面上。这批青年头一回听人把天下的道理讲得这么清楚，心里那扇门就开了。
学校里的风不止一股。除了共产党，国民党的人来，无政府主义者也来，社会民主主义者也来，各自宣扬各自的主张，江亢虎、吴稚晖这些名流还到学校发表演说，都想把这批青年拉过去。北京的中共党组织因此把蒙藏学校的工作抓紧了，差不多每天都有人到校，座谈、谈心、讲演，还秘密地拉起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小组，分成几批读共产党宣言，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。
一九二四年上半年，邓中夏在宣武门内找到一座破庙，在那里办了一个学习小组；蒙藏学校的多松年、赵诚、佛鼎都去听，共产党宣言由邓中夏亲自讲，赵世炎的妻子夏之栩，还有刘青扬，也来讲马克思主义理论。为了保密，学习小组之间互不联系。
学校的日子也不全是读书。当局为了淘汰贫民分子，先要取消官费，学生就到蒙藏院请愿，总裁贡桑诺尔布怕见学生，从后门溜走；学生把金永昌的行李扔出校门，把他赶出了学校。当局又派山东省警察厅长王维翰来当校长，想用武力镇压，结果王维翰没能体面收场，比金永昌也好不到哪里去，照样被学生赶了出去。官费到底没有恢复，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只好另想办法，把这些人一批一批送出去深造。
四、寒假不回家
一九二三年冬天，蒙藏学校放了寒假。他和云泽、奎璧、赵诚、佛鼎，还有康根成、常瑞、康济民、张士祥，几十个人凑不出回家的路费，索性留在北京过年。党一面把他们送进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办的乐群补习班补功课，一面组织他们学革命理论。宿舍里的火炉边常常围坐一圈人，谈时局，谈青年的前途，谈得最多的还是蒙古民族怎么才能解放。就是在这个不平常的寒假里，他和云泽、奎璧、赵诚、佛鼎、康根成一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，介绍人是李渤海、韩麟符；另有一说，是经刘伯庄介绍入的团。第二年的春天开了学，多松年、李裕智和吉雅泰，云润、孟纯，还有任殿邦、云霖，这些人也陆续入了团，学校里建起团支部，多松年、云泽先后当支部书记。
入团之后，活动一桩接一桩。一九二四年，二七大罢工一周年和列宁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活动，他们都去参加；李大钊从苏联回来以后组织报告会，讲列宁的生平，讲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，也讲苏俄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做法，听得这批蒙古族青年心里发热。过了年，孙中山北上，北京城里欢迎孙中山、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的活动热闹起来，他们也都跟着跑。到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开幕，大会由孙中山和李大钊主持，吉雅泰、奎璧、赵诚，还有高布泽博和崇德成，几个人是以绥远国民会议促成会的代表身份出席的。绥远的代表名单，早在头一年就定下来了。
五、五卅那年的两条路
一九二五年五月，上海南京路上的枪声传到北京，五卅运动起来了。蒙藏学校这批蒙古族青年是北京学生里冲在前面的一拨，他们不光是上街喊口号，还参加了组织工作，北京学生运动的副总领队就是从他们中间出来的，孟纯那时候是北京学联的常委。学校里的蒙古族学生，已经成了北京革命运动中一支看得见的力量。
这一年的秋冬，中共北方区委把蒙藏学校的学生分成三批送出去深造。一批是乌兰夫、多松年，还有云润、康根成和荣照，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去；一批是奎璧、赵诚、佛鼎，去蒙古人民共和国，进的是党务学校第一期；还有一批往广州，云继先、朱实夫，加上春和也就是高布泽博，还有勇夫、云霖、荣崇仁，十几名青年学生考的是黄埔军校第四期。三批人走三个方向，目标是一个：把革命的本事学到手，再回内蒙古来做事。
从北平到广州，路要一点一点走。他们先到天津上船去上海，坐的是通仓，舱里还装着货，每人三元钱，管饭，可只管大米饭，没有菜。上海到广州这一段好了些，舱里有吊铺，人和货也分开了，一个礼拜的航程，每人花七八元，饭和菜都管；船到广州，每人还剩二十多块钱。进了黄埔军校，先当入伍生。军校有预备期，入伍生得先当三个月兵，考试合格才能转成正式学生。
军校里的日子跟课堂很不一样。编连的时候，绥远来的学生和陕西来的学生合在一个连里，连里从排长往上都是陕西人，学生差不多都加入了国民党。军校里的国民党组织分成两派，左派叫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，右派叫孙文主义学会，两派斗得厉害。革命思想比较强的人多加入青年军人联合会，他们连里的陕西人大多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，连排长也是这个学会的，于是向着陕西人，压制绥远人。绥远同学心里憋着气，有的就不愿在这里再待下去了。
一九二六年二三月间，消息传来，广州要办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，所长是毛泽东。高布泽博找到同乡同学王建功商量，两个人想法一样，都想去学农民运动。就在这时候，他们又和学校里孙文主义学会的右派学生吵了起来，加上蒋介石策划的中山舰事件摆在眼前，两个人索性决定脱离黄埔军校。有李大钊领导的那个国民党中央的北方区政治委员会从中帮忙，一九二六年五月底，他们转进了农民运动讲习所。
六、毛泽东办的农讲所
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是五月三日开的学。这一期来的人遍及全国大多数省份，以两湖和广西的最多，学员三百二十多人，还有从热河、察哈尔、绥远三个特别区选送的蒙汉族青年十七名，其中绥远八名。归绥籍的八名学员编在一个区队里，名字是贾力更、云继珍和任殿邦，李春荣、麟祥，再加上赵文翰和高布泽博，还有汉族同学王建功。
进这扇门并不容易。高布泽博和王建功想转学，得有人办介绍信。王建功就动身回北京，住在蒙藏学校，托蒙藏学校的孟纯帮忙。孟纯是李大钊的联络员，专门跑交通，他给两个人办了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介绍信，又由北京的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出面，给国民党中央的党部农民部写了信。等王建功赶回广州，到农民部一报到，人家说已经开学一个多月，不能收。当时的农民部长甘乃光是国民党左派，两个人天天去磨这位部长，最后还是被收下了，还专门增批了他们两个人的经费。折腾了这一圈，两人才算进了讲习所。